从韦恩斯坦到浙大冯钢,保持争议很有必要
2017-11-06 17: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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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ft中文网

吕频:“传统文化保证中国很少发生性骚扰”的宣传不太成功,因为遮盖不住现实:中国性骚扰严重且被高度默许

好莱坞大佬韦恩斯坦性骚扰引发的风波持续中。就英文社交媒体上的“ME TOO”标签活动,有人曾担心这又是一次“在线女权主义的贫困”的表现,因为社交媒体上的声势并不能导致有策略的集体行动和社会改变。

然而后续情节并非一通喧闹逐渐降格和消散,而是转向了连续定点爆破:一个又一个名人被揭出性骚扰劣迹,每一次都激起新的愤慨与庆祝。或许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可见的惩戒制度的缺位,而是权力体系对骚扰者的庇佑,导致性骚扰成为公开的秘密,制度被搁置和有罪不罚。所以把骚扰者从保护伞下拉出来的“猎巫“行动(注:这是伍迪•艾伦对这一事件的诅咒),同时也在挑战一整个渗透权力的性别文化,这是与政策和制度倡导同样重要的反性骚扰之战的基本组成。通过对程序的公开督促,避免单个的受害者进入这类程序时被去权,是集体发声的另一个优点。实际上仅就将性骚扰推进和保持为公共议题而言,这一事件就已经非常有意义了——在这个有一枚早已被指性骚扰却毫无所伤的总统的国家。

传统文化能保证中国很少发生性骚扰吗

所以当中国日报就韦恩斯坦事件发表社论,通过一名外籍执笔者之手,声称传统文化保证中国很少发生性骚扰,以及中国男性懂得如何保护“他们的“女人,围观者纷纷赞叹这脑回路实在清奇,这篇很快便“消失”了的文章其实可以理解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又一次小操作:通过强行消费女性权利来取得民族主义的超额利益。这种对女性权利诉求实行父爱式维稳,并试图将全球政治下女权议题难解的焦虑引流回爱国取向的“官方女权”。但是,迄今为止其宣传都不太成功,因为遮盖不住现实:中国的性骚扰很严重并且被高度默许,几乎没有可靠的干预制度。

如何理解对女性性骚扰的社会属性?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它是对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必要”惩罚,之为“必要”,在于女性的能力既被需要又应被控制的无奈与“平衡”,在现代性的开明表象之下,在比在传统性别隔离制度下获取更多女性社会贡献的同时,通过这种惩罚,男权社会维持着对女性身体的限制,并且规训二等公民式的女性气质,用恐惧和自我厌恶削弱她们的力量,避免她们争得与男性同等的成就与地位。作为现象的性骚扰是女性可以自由行动、接受公共教育,加入有酬劳动及社会事务的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影响范围也同步于随着女性活动范围的扩大和上升。从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性骚扰力为何被纵容:它们不是个别变态者的行为失范,而是在开放竞争的年代仍坚持将她们固定于从属地位的男权意志的体现,是要求自主和参与的女性不得不缴付的代价。因此,将性骚扰归咎于女性“穿得少”及其他类似的说法,都是在为“女人理当被惩罚”的深层信念寻找表面的理由,因此无论多荒谬都还可以振振有辞。而另一方面,女性的反抗却是后起的,在她们不需要因温饱之虞而忍耐,有一定的资本及信心与男性权力交涉的时候。因此,尽管各女性群体都会遭遇性骚扰,性骚扰作为议题却具有阶级优越特性,无法成为那些挣扎在绝对贫困边缘的无产劳工的优先。

前所未有的性别权力冲突权力年代

将性骚扰理解为以发展和进步为背景的摩擦,就理解了这一议题也正在中国成形的时代原因:这是前所未有的性别权力冲突年代。市场活跃,教育提高,让女性有条件进入比以往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一代拥有基本中产资格的青年女性,拥有年龄和阶级的红利,有骄傲、自信和野心,渴望进一步上升乃至拥有一切,利益与权利分不清楚。在这条路上,最让她们愤怒的是两件事:婚育过程中男性对女性性、情感和劳动的压价及利用,以及在教育和职业领域中种种试图挫折女性的布局,从歧视、排斥到性骚扰。与在婚恋家庭问题上的处理难免纠结不同,就第二个问题的态度可以相对更清晰和决绝。在女权主义在微博上翻滚了几年之后,2017年,性骚扰作为一个自发议题凸显,而且迅速超越了泛泛牢骚的层面,一系列对金融机构中性骚扰的揭发取得了个案性的胜利,虽然没有带动制度层面的建设。在这背后,女性的愤怒已经逐步成为必须解决之事,

2017年5月,在试图发布地铁反性骚扰公益广告失败之后,广州女生张累累(昵称)发起“停止咸猪手”之反性骚扰人肉广告牌活动,获得超乎预期的热烈响应,在被叫停之前,同一张广告牌被女生们带着出现在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公共场所。在证明了反性骚扰的人同此心之后,这一行动取得了另外一种意料之外的间接回应——由商业公司或妇联制作的反性骚扰广告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的地铁车厢。即使空间已经缩至公民活动动辄得咎,权利主张仍有机会逼入主导议程,当然,涉及什么权利和怎样主张的实践机会已经变得非常少了。

浙大冯钢绝非偶然

所以最近浙江大学教授冯钢的言论事件,它绝对不是什么偶然。“居然五女一男,性别比例失调。……女生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读研期间也少有专心学问的,大多混个文凭毕业。”这种已然被重复了无数次的老调早已经耗干了许多女生的情绪,留给冯的除了愤怒已再无其他。而且大家都很容易想到,一个声称“学术界不是女人的地盘”的教授,会用怎样的歧视性权力对待他的学生,而这正是许多女性曾经经历或担心的。

这是权利之争,也是利益之争,而且不能回避的是,这有时候难免是零和式的较量,例如谁该有机会读研,总之基本别指望谁会良心发现主动让出特权。在这个性别不平等的大局里,大胆挺身做发言人的冯钢,所表现出来的与韦恩斯坦相通的自大乃至带有极端倾向(冯说“我十辈子也不会道歉”)的品格,不是什么天生个性,而是根植于他们所拥有的权势,以及权力对他们的长年放纵。当然冯钢的势力范围要小得多。但他从来都不会孤单,他不用担心没有援军。当冯声称遭到围攻,却又以“名士性情”获得对自己“带生殖器字眼的言论”的赦免,并且如明星般被《新京报》等媒体追访半生心路的时候,一个男权同盟昭然上线,实际上这是这个事件中腐坏程度更甚过冯自己的一部分:以公器之名行联手霸凌之实。

一群研究生就这一事件发出了谴责冯钢的公开信,这两百多人是这一事件里最可敬的一群人,他们坚持公共辩论的语言,并且通过自发的集体性行动达到了个人无法做到的有力发声。虽然她们做不到让冯钢道歉,但是和美国的节奏一样,让话题保持在争议状态已经是一种胜利。女性的愤怒很多时候带有沮丧甚至绝望的底色:这太多对女性恶意的社会到底何时才能改变?挣扎与斗争消耗着我们的生命。但联结总是带来希望,相互看见和呼应,这是ME TOO运动和冯钢言论事件里愤怒与争议的女性们可以相通的经验,就算不能倾覆权力的结构,也是一根根抽空它的支持的努力。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 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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